治理大气污染，各地在行动。
10月23日，京、津、冀、晋、内蒙古、鲁六省市领导齐聚北京，就区域协作、联防大气污染进行协商。据悉，到2017年，京津冀三地燃煤总量在2012年的基础上将分别削减1300万、1000万和4000万吨。
业内人士指出，“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构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压煤”的同时还应该在改善煤炭燃烧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方面多下功夫。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表示，总量控制、社会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道路，但最后必须要落实到煤炭的清洁利用上。
煤炭利用率最高
长期以来，洁净、绿色和煤炭，似乎从不搭界。沿用已久的粗放采掘和燃烧模式，使世人产生一个误区，认为挖煤燃煤造成的环境难题根本无解；人类要拯救环境，必须在未来彻底放弃煤炭经济。
“今年初的雾霾天气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实，煤炭不达标排放才是二氧化碳的罪魁祸首，也是造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因素之一。”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卜昌森说。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郝新东认为，我国现有的煤炭燃烧除尘设备对粗颗粒有很高的除尘效率，但对PM2.5这样的细小颗粒的脱除效率很低，需要对现有的除尘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努力做好燃烧前、燃烧中和燃烧后三个阶段的全方位治理工作。“要积极推进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改变末端治理的思路，争取从排放前段控制污染。”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旨在煤炭开采、加工、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过程中减少污染和提高效率，是使煤炭作为一种能源应达到最大潜能的利用而释放的污染物控制在最低水平，实现煤的高效、洁净利用为目的的技术。
以目前乌鲁木齐市以及山西省、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等推广使用的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锅炉技术为例，这项技术将煤炭燃烧效率提高到98%以上，节能环保率达到95%以上。
倪维斗认为，未来煤炭使用的途径主要是气化、净化、多联产，产生电、化工产品和液体燃料，这种处理方式的污染物比较清洁，效率比直接燃烧和单独生产也会提高10%左右。“在能源结构短期内无法大规模调整的现状下，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核心。”
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在日前召开的2013国际煤炭峰会暨煤炭技术与装备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方君实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能源需求还将适度增加。在充分考虑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的前提下，煤炭的消费比重将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我们测算煤炭消费总量仍需小幅增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初步研究预测，到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将达48亿吨左右。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煤炭消耗是导致污染排放的直接因素，但是工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又必须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大力发展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通过煤炭的清洁高效转化，实现高碳能源的低碳利用，对中国这一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与消费国而言，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广阔发展空间。
发展困境犹存
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专家坦言，通过多年的积累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在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世祥看来，相对于国外，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起步较晚，相关技术都是近年来才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虽然部分新技术颇有成就，已与发达国家并列甚至有超前趋势，但整体核心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国外。而这也使规模有限的企业从其风险意识考虑，不敢于尝试新技术，阻碍了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成本与资金障碍也是限制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实际推广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成本与收益是其是否使用某项技术的首要考虑因素。而研发和建设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风险高昂，企业往往没有内在动力去进行此类项目。
以IGCC发电技术为例，据了解，IGCC的供电效率比常规燃煤电站高5%—7%，随着技术的发展，IGCC的净效率可达50%或者更高，并具有材料适应性广、节水和调峰能力强的优点，而且污染物的排放仅为常规燃煤电站的十分之一，但其造价和运行费用较高，工程设计、开发成本加上设备成本是常规燃煤电站的好几倍。
中国地质大学政法学院刘中兰副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在洁净煤技术发展相关政策中仍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直接针对煤炭清洁利用的法律法规。尽管有《煤炭法》、《节能法》、《煤炭产业政策》、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政策法规，但是这些法规体系涉及面广，却“广而不精”，大多法规政策内容比较模糊，可操作性较差，缺乏相应配套经济激励、技术鼓励政策的支持，环境政策失效。
有业内人士指出，煤炭清洁利用产业涉及多个领域且价值链各节点行业众多，投资大周期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必要成立类似“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国家能源清洁利用中心”，进行统一的宏观规划和组织协调。
“产业的自身特点或者说某些缺陷使得政府参与指导产业价值链构建十分重要，政府到底应该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参与到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产业发展中去，是当政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上述人士说。记者于孟林
评论：
烧煤也能很干净
雾霾天增多，环保压力增大，相关分析表明，燃煤排放是空气污染的“祸首”，一时间“煤改气”呼声渐高。在北京，今年将有93座燃煤锅炉房被改造成燃气锅炉房。鉴于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加剧，有人甚至提出，在该区域全面实行“煤改气”，除增加跨区送电外，要将区域所有燃煤电厂改造成燃气电厂、燃煤锅炉改成燃气锅炉或用电锅炉。郑州、西安、兰州等环保形势严峻的城市也相继拿出“煤改气”规划。
不可否认，传统燃煤电厂、燃煤锅炉环保水平低、空气污染物排放多，即便近年来我国不断抬高环保门槛，推出“史上最严”、“世界最高”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由于燃煤总量尤其是燃煤发电比重过大，燃煤污染物排放总量仍是空气污染的重头。
但大规模“煤改气”也并非想象中美好，无论是从能源供给，还是从经济性方面，都存在很大隐忧。
我国天然气资源稀少，长期以来，国内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进口，每到消费高峰，“气荒”就频频出现。现在大规模的“煤改气”，势必带来巨大的天然气供需缺口，一旦燃煤锅炉改造完成，气源却供应不上，燃气的环保效益也只能是“画饼充饥”。供电、供暖、工业用能不能停，在能源刚性需求面前，大家很可能重新烧煤，由于是临时举措、缺乏环保监管，届时污染可能比现在更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资源禀赋不变的前提下，放弃资源丰富的煤炭，转而大规模发展资源匮乏的天然气，显然会抬高能源对外依存度，增大能源安全风险。
“煤改气”巨大的改造、运行成本，也会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从政府看，除了要承担不同程度的改造补贴外，还要担负起天然气管道和储气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投入。从企业看，除了改造成本外，还要承担比煤炭高出数倍的天然气费用，即便买得到，也很有可能用不起。一旦经济性得不到保障，盲目推开“煤改气”工程，无异于烂尾工程。
其实，要环保，“煤改气”并非唯一选择。作为世界上少数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我国煤炭领域的科学研究从未间断，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备，其能源利用效率之高、污染物排放之少，与天然气比肩已经不是梦。在中小型电厂、工业锅炉方面，有水煤浆技术、煤粉燃烧技术等，有的燃烧效率达到99%以上，排放出的灰渣是白色石灰粉，可以直接使用。在大型燃煤电厂方面，在国外已经发展成熟的湿式除尘设备即将国产化，其运行维护成本不仅比燃气改造低，甚至低于当前主流的布袋除尘技术。我国自主研发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也已经进入工业化试验阶段，燃煤电厂有望实现“近零”排放。
应当看到，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无法改变。无论是从能源供应，还是从经济性方面考量，加快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都要比迷信“煤改气”科学许多。当前，制约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推广应用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社会对煤炭存在偏见，许多人一提起煤，就认为污染大，抵制燃煤；二是扶持政策欠缺，许多地方都没有政策引导和改造补贴。
立足于煤、做好煤炭文章，让更多、更好、更符合国情的新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才是我们这个富煤、贫油、少气国家实施能源转型的主要路径。
